饭岛涉｜作为历史教训的邮轮检疫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20年第3期。图片来源：百度图片。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2月初，日本面临了一个疫情难题，即停靠在横滨港的邮轮中发现了新冠肺炎患者。面对此种复杂状况，该如何应对？邮轮是外国船籍，乘务员和乘客也有多种国籍，并且这种船舶的构造很难应对传染病，应该由谁来负责该船的检疫和患者的治疗，都没有明确的国际规定。其间，该邮轮的应对没有顺利进行，应当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也始终不明朗。结果是，抵达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近七百人感染，还有人感染后死亡。本文主要介绍日本政府对该邮轮的应对措施，并提出，这次邮轮检疫的经验与国际社会共享的必要性。为此，需要保留乘务员和乘客的采访记录，保存并公开经得起验证的相关资料。

【关键词】邮轮　检疫　传染病　　

　　一、序言

　　2020年1月末的国际话题本应是非英国脱离欧盟（Brexit）莫属。事实上，英国脱欧的前后，日本新闻媒体报道最多的却是在中国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因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病毒”）所引发的新型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因感染地区不断扩大，在1月30日晚（日本时间1月31日凌晨），世界卫生组织（WHO）由专家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宣布新冠病毒所引发的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虽然英国保守党在之前的大选中获胜，脱欧已是时间问题，大家对其关注度不高也情有可原，但日本报纸对英国脱欧和新冠肺炎的报道失衡，让我切身感受到这场新型传染病在中国和一些国家的蔓延已经引起了日本和世界的极大关注。

　　2020年1月末到2月初，日本国内对新冠肺炎蔓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否应该接回在武汉的日本人（准确来说，是持有日本护照的人），如果接回，要在什么时候进行，该如何实施。截至2月中旬，日本派出5架专机从武汉接回约800人。后期接回人员中除了持有日本护照的人，还有中国国籍的相关人员。另外，持有日本护照的人员之中，也有人选择不回国。在乘坐专机的回国人员中发现新冠肺炎患者后，日本政府对患者进行了隔离和治疗。其他人在税务大学的宿舍隔离约两周后返回家中。另外，从武汉回来的人员中，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查（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以下简称“PCR检查”）呈阳性的有15人，所幸没有死亡。采取这种措施是为了保护持有日本护照的人员，很容易被理解，但也有人对接回感染者表示担心。事实上，该对策并未导致新冠肺炎在日本国内的传播，从传染病对策上来看是妥当的。这一时期向武汉派出专机的还有美国、新加坡、韩国等，这些有财力的国家有能力这样做，应该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无法做到。

　　另一个话题是，2月初超大邮轮“钻石公主号”停靠在横滨港，船内出现了新冠肺炎的感染者，日本政府该如何应对的问题。该船2020年1月20日从横滨港出发，当月25日在香港下船的乘客被发现感染了新冠病毒。其间，该船继续前往越南和台湾，在日本的那霸停泊后，返回横滨港。抵达横滨港发现感染者后，乘客与乘务员在船内隔离了两周，但隔离期间感染者激增，引起了世界各国对日本政府应对措施的关注。搭乘该船的乘客与乘务员加起来共计3711人，PCR检查结果中，判定为阳性的感染者达700人（其中400人并无症状）。结束两周的隔离后，乘客和乘务员开始依次下船，3月1日全员下船。在此期间，很多患者都接受了治疗，很遗憾的是有6名患者在治疗中死亡（含一名回澳大利亚后死亡的乘客），使用人工呼吸机和进重症监护室的患者人数达到34人，依次出院人数为242人。

　　这次日本国内的新冠病毒感染者主要是与该次邮轮相关的人员。但是，之后北海道等地出现了社区获得性感染（community-acquired infection）病例，感染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扩散，感染人数也在逐渐增加，到目前为止（3月12日）情况不容乐观。2月末，日本政府为了防止感染扩大，要求小学、初中、高中一律停课，各种活动也开始被取消。接着，把日本指定为危险地区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增加，它们呼吁或劝告国民不要前往日本，并且对从日本来的入境人员实施医疗隔离。

　　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终于宣布新冠肺炎为“全球大流行”，美国政府对欧洲国家实施暂停入境的强硬措施。在中国，特别是湖北省的疫情逐渐稳定，但在意大利、伊朗、韩国等地感染却在扩大，全球开始蔓延。始于2019年年底的新冠肺炎进入了下一阶段。换言之，直至我完成此稿时（3月12日）仍无法看到结束的阶段，因此现在还很难叙述它的起承转合。但历史就是“现在和过去的对话”，作为专门研究传染病历史学的人，这是我非常想提笔的一个题目。本论文的主题之一就是邮轮问题，在全部人员下船后到现在的这样一个阶段，对其现状进行整理是十分有意义的。针对邮轮的一系列事件，可以对传染病对策以及检疫方法提出各种问题。

　　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探明已被认定的事实并整理其关系，说明事件的背景和原因，判断是否是历史事实。历史事实像是很难入会的高级会员制俱乐部，其入会条件十分苛刻。“钻石公主号”邮轮的一系列事件，恐怕会被作为历史事实记录下来。或者通过本论文，让其成为历史事实的一员。

　　二、 “钻石公主号”的漫长航海

　　“钻石公主号”邮轮（Diamond Princess，以下简称“DP邮轮”）到达横滨港的时间是2020年2月3日，乘船的乘客和乘务员共计3711人。DP邮轮于1月20日从横滨港出发，22日到鹿儿岛，25日停靠香港，之后前往越南和台湾，2月1日途经那霸返回横滨港。接受PCR检查显示阳性的乘客是从横滨港上船的，1月25日在香港下船，1月30日在香港医院接受检查，2月1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其间，邮轮途经那霸（很多乘客下船到市内观光），返回横滨港。

　　在香港下船的患者于2月1日被确诊后，邮轮仍照常航行。2月4日到达横滨海域后，日本政府对船内可能感染的人员进行了检疫，其中10名显示阳性，被日本国内的医院收治。从2月1日患者被确诊到5日早晨，DP邮轮船内的乘客行动未受限制，各种活动仍照常进行，乘客和乘务员都处于感染性很高的密闭空间内。发现阳性患者后，全部乘客和乘务员被要求在船内隔离，类似于罐头状态。就这样，度过了两周。

　　像DP这样的邮轮检疫究竟该由谁负责？在日本，国外的船舶入港时通常会和当地的几个政府机关进行衔接。但像这次发生传染病的情况下，该如何处理， 似乎没有国际协定。船舶的日本入港手续属于国土交通省海事局管辖，其负责人表示：“根据船籍和本国国民所占比例，国家考虑如何应对。危及生命时，出于人道主义还有转移到其他近邻国家的方法”。国土交通省没有拒绝邮轮入港的权限，如果限制入港，要求管理港湾的地方自治体（横滨港的地方自治体就是横滨市）进行处理。DP邮轮的情况是，持有日本护照的人员占多数，这也是此次事件的一个重要背景。《联合国海洋法条约》没有预想到港口会有无法决定的事情，至于应该由邮轮的船籍或其公司所在地（登记地区）的所属国家，还是前往目的地的国家相关机构负责，都没有明确规定。值得一提的是，DP邮轮是英国船籍，美国公司经营，菲律宾国籍的乘务员占大多数，这次没有公布乘客、乘务员的具体国籍。

　　让乘客和乘务员留在船上的行为，日本政府解释为“依照检疫法，正在检疫”。之后，在船内隔离的两周里，不断有乘客和乘务员感染新冠病毒，连参与这项工作的日本检疫官也被感染。其间，因为检查没有顺利进行，乘客向日本政府提交了请愿书，希望对全员实施检查，证明自己“不是感染者”。请愿书中也指出船内医药品和生理用品不足。乘客按照要求长时间隔离在客舱内，别说请愿，就算抱怨也是理所当然。

　　三、针对日本政府的应对，评判之声日渐高涨

　　随着船内感染人数的激增，针对DP邮轮应对的各种评判声接踵而来，指责DP邮轮不仅是一艘检疫船更是病毒培养皿的声音也越来越高。美国等媒体也开始对DP邮轮的应对进行批判性报道。比如，《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专题 “日本政府此举是公共卫生危机应对的反面教材”介绍了专家的意见，日本的报纸也对此进行了报道。这恐怕也是基于“面对邮轮乘客的很多质询，日本政府基本不作回答”。只读日本的报纸很容易理解为，《纽约时报》批评日本对DP邮轮的检疫方法，特别是让乘客、乘务员在船内隔离14天这些措施导致了感染者增加。但是仔细阅读原来的报道，会发现原报道旨在提出“政府此举是公共卫生危机应对的反面教材”（“The government was offering a textbook example of how not to handle a public health crisis”）。发表该意见的是一位危机管理专家（experts in crisis management），该专家是日本医疗交流和健康管理顾问公司的职员，其批评的重点是（日本政府）“要反复说明哪些是已经清楚的，哪些是未明确的，另外应该说明剩下的问题何时可以明确。这样简明扼要并且持续说明的话，能减少人们的不安”（“Repeatedly explain what is known and what is unknown， and when people ge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what remains，… It sounds very simple， but by continuing to do this， people’s concerns  will be reduced”）。这不是针对公共卫生对策的批判，而是批判进行危机管理时采取的沟通方法不对。并且，该专题同时介绍了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对日本应对的肯定，日本的报纸是在误导公众。

　　最初，美国政府表示在船内隔离是最安全的选择，但随着事态的发展，美国改变了方针，派出专机接回了本国国民。美国疾控中心对日本应对的指责也成为美国政府改变方针的依据。2月17日，美国政府迅速派出专机接走328人，澳大利亚也紧随其后。因为其他国家接回国民后又追加了14天的检疫，因此外界对日本不追加检疫的评判声很高。其间的原委，不经过一段时间很难评论。世界卫生组织或各国政府，基于对日本公共卫生和医疗水平的信任，一开始并未接回有可能感染的国民，给人一种全部交给日本横滨港处理的感觉，而后来更像是随着DP邮轮内感染者激增，根据本国国内舆论的动向而改变了方针。总之，邮轮这种管辖不明确的船舶内发生了传染病，并且还是未知疾病，或者说新型传染病时，该如何应对并无明确的规定。

　　因为害怕有乘客感染新冠肺炎，而被拒绝靠港，因此不得不改变停靠港口的邮轮不止DP邮轮。“威士特丹号”（Westerdam，荷兰船籍）邮轮就被菲律宾、台湾、关岛、日本拒绝入港，最后停靠在柬埔寨的港湾。在乘客未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时，乘客在夏威夷观光的情景曾被报道，运营公司也返还了乘船费用，并承担乘客回国的机票，同时免除在船内14日的费用，整个航海旅行充满了愉快的氛围。但是，之后随着该船内有人被确诊，气氛骤变。

　　四、乘客、乘务员下船后的问题

　　经过14天的隔离之后，2月19日DP邮轮的乘客开始下船，检查结果为阴性的高龄者优先下船。令人担忧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些人一旦有机会与更多的人接触，难道不会引起第二次、第三次感染吗？但是，在船内隔离的14天内，PCR检查未被测出阳性的情况下，很难再对他们进行行动限制。另外，因为有些乘客是在下船前几日接受的PCR检查，并非下船当天，所以有人要求政府进行再检查也是理所当然。

　　随后，下船的乘客（具体检查时间不明，但检查结果非阳性）中出现了感染者，外界的评判声越来越多。但实际情况是，人数多达3711人的邮轮乘客和乘务员一旦下船，日本政府很难马上准备好能够进行14天医疗隔离的设施。像邮轮这种拥有大量多国籍人员，且高龄乘客占多数的交通工具，如何应对传染病的风险，当代社会（并且也是国际社会）并无共识。

　　围绕邮轮应对的一系列措施，进入船内的公共卫生专家同时也是医生的神户大学教授岩田健太郎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指出，“没有对无感染的安全区和危险区进行区分”，以及“船内没有常驻的传染病专家”。岩田教授对埃博拉出血热和艾滋病的应对有着丰富的经验，不但向报纸等媒体表示“这次自身没有感到感染的风险”，还在“YouTube”网站上传了用日语和英语发言的视频，引起了巨大关注。接触DP邮轮检疫的专家指责了这个告发式发言。之后，岩田教授又发言表示，已经得到厚生劳动省的回应，厚生劳动省对危险区和安全区进行了重新区分，并告知了相关的医疗人员。他也提到有必要建立像美国疾控中心这种紧急应对的指挥体系，同时删除了“YouTube”网站上的视频并道歉，不过删除前视频播放次数已经超过了百万次，这也是显示全球对新冠肺炎高度关注的一个事件。一连串的经过留下一些不明点，同时厚生劳动省的职员中也出现了感染者，开始有声音指责指挥对策本部不应设在船内而应设在船外。

　　专家之中，有人认为这次DP邮轮采取的措施防止了新冠肺炎在日本国内的传染（虽然不完美），但是批评这些措施令邮轮变成病毒培养皿的声音更高。邮轮检疫不能顺利发挥作用，其原因是对病毒感染的原理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另外，船内的应对措施难免偏向乘客，为了给乘客提供饮食和卫生用品而不得不工作的乘务员是同住一个房间的，并且很多时候不得不进入客房，这也被认为是感染人数增加的一个原因。另外，为了应对邮轮事件，日本动用了很多医疗资源，“首都圈的医疗机关承担了应对邮轮的重担”，这也是事实，设备齐全能应对传染病的医院或病床不得不服务于邮轮。这也是有关人员对感染扩大抱有强烈危机感的一个背景 。

　　3月1日，经过一番周折后，DP邮轮的乘客与乘务员全部下船。其间，参加DP邮轮应对工作的一名医生也被感染，该医生也是“灾害派遣精神医疗队”（DPAT）的相关人员，他指出乘务员的防预工作确实不到位，并反省日本政府在招揽外国游客上十分热心，传染病的危机管理工作却做得不到位。随后，乘船人员中，有人感染并出现了重症，也有人死亡，3月初，乘坐DP邮轮的香港男性死亡。

　　3月初，乘坐DP邮轮而被隔离的美国护照持有者，因美国政府的方针改变被接至美军基地，重新被隔离14天。这期间其他邮轮也出现了问题。从夏威夷到美国加州旧金山的邮轮“至尊公主号”上发现了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

　　这种情况下，邮轮旅游观光业形势严峻，虽然和DP邮轮没有关系，神户的某邮轮公司却已倒闭。

　　五、邮轮的教训

　　DP邮轮出现大量感染者后，引来高度关注以及指责。美国政府中途改变方针，派出专机接回美国护照持有者，并对这些人在美军基地追加了14日的隔离。因此，评判声都集中到了日本政府的应对措施上。但是，邮轮本身就没有适合隔离的设施和构造，具体操作起来很困难也是事实。

　　在某种意义上，有必要对邮轮内的检疫对策和船舶这种一般检疫进行分开讨论。针对邮轮检疫，日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那就是作为岛国的日本，传染病是从国外突然传来的恐怖事物，可以通过水际抵挡（即边境防控）。

　　日本社会难道不是对检疫过度期待了吗？检疫确实是应对传染病的一个方法，且是很重要的方法。即便现在，各个国家在制定国际性传染病对策时，也期望在初期阶段通过检疫来控制传染病的扩大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但是，现在交通如此发达，运输速度如此之快，人员和货物的输送源源不断，即便是岛国日本，过度期待检疫来防止传染病也是很困难的，传染病早晚会被带到国内。

　　在这次新冠肺炎的流行中，中国政府以城市或省为单位实行了大规模的行动限制和地域封锁，考虑到武汉市和湖北省的人口规模，这在世界公共卫生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该方法是让居民待在家中，克制出行，带有古典的检疫色彩。

　　检疫的历史很古老，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black death）。检疫英文单词为“quarantine”，源于意大利语“quaranta”，意思为“40”，是要求停船40天的语源，也是寄望于从国外来的传染病可以通过水际抵挡。进入19世纪后半期，人类发现了各种病原性微生物，为防止其入侵，检疫作为预防传染病的制度得以强化。成为契机的是19世纪的代表性传染病霍乱（亚洲型霍乱）。霍乱本是起源于印度的地方病，1817年在世界范围内爆发。当时，为了预防传染扩大而要求严格执行停船对策的法国和担心影响经济的英国之间爆发的纠纷十分有名。另外，检疫方法往往带有歧视，检疫的历史和种族歧视很难分开。

　　此外，这次的新冠肺炎属于病毒性传染病，因此与对检疫历史有重大影响的霍乱和黑死病等事例进行比较的时候需要谨慎。在21世纪的今天，有必要意识到作为传染病对策的检疫方法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具有代表性的是检测体温，开始普及（法制化）是在2003年SARS（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流行之后。SARS爆发后，各地机场都设置了红外线的体温测量。另外，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收集个人的健康信息在技术上变得容易起来。这也意味着有必要以新冠肺炎为契机，关注检疫方法的变化会对公共卫生带来哪些影响。

　　我专攻传染病历史学，为了收集世界各地的情况，平日里接收着关于海外安全的信息，这些信息主要由日本外务省通过驻外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向海外居住的日本人和长期旅行者免费提供。通过登录日本外务省的网页，就可以接收到驻外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发出的电子邮件，主要包括各地爆发的交通机构罢工或游行的信息，或是犯罪等信息，现在也提供很多与新冠病毒相关的信息。根据这些信息，可以知道各地的感染情况，还可以了解各国政府在本国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以及对日本（包括入境的日本人，或是各国曾前往日本的人）采取的措施。

　　随着新冠肺炎的进一步扩散，日本被很多国家指定为危险国家。情况每天都在发生变化，这篇文章刊登时，可能下面这些内容已经没有了时效性，但为了论述还是需要写下来。根据日本外务省的信息，3月1日对含日本在内的感染国家和地区进行入境限制的有：蒙古、基里巴斯、库克群岛、萨摩亚、所罗门诸岛、图瓦卢、瓦努阿图、波利尼西亚、马绍尔、密克罗尼西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色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巴林、科摩罗，其具体的实施方法也反映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逻辑。2月27日以后，印度停止为日本国籍的入境人员发放电子签证，2月28日以后，对日本以及韩国国籍的入境人员停止发送落地签证。另外，入境后实施行动限制的国家和地区有：印度喀拉拉邦、吉尔吉斯斯坦、泰国、中国大陆、尼泊尔、越南、老挝、法属波利尼西亚、哥伦比亚、圣文森特、圣卢西亚、智利、巴拉圭、哈萨克斯坦、直布罗陀、中国台湾、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马耳他、拉脱维亚、以色列、阿曼、巴勒斯坦、塞拉利昂、苏丹、贝宁、利比里亚、巴林。这些国家和地区把日本，还有零散出现新冠肺炎感染者的韩国、伊朗、意大利等国家的国民均列为行动限制的对象。

　　比较复杂的是，从日本来的入境人员并不一定是日本国籍。采取严格措施的国家以基里巴斯、科摩多这样的岛国较多，相信它们实施这些措施也有其理由。这些岛国中，和日本有渊源的是所罗门群岛。这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的舞台，也是日美战争中日本战败的一个转折点。该国人口稀少，几年前大约是65万人。人口稀少的岛国倾向采取严格对策是可以理解的。万一这次新冠肺炎在国内蔓延，它们可能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传染病的历史上已有这种先例。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夏威夷，欧洲人传过来的天花等传染病导致夏威夷诸岛人口急剧减少，夏威夷王国最终被美国吞并。现在，夏威夷有众多的华裔和日裔，便是夏威夷的原住民因传染病骤减，为了维持种植园的劳动力而大量引入亚洲移民的结果。

　　对入境进行限制的情况瞬息万变。3月12日，限制日本和其他感染国人员入境的国家和地区有29个，对来自日本的入境者采取行动限制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70个。3月11日（美国时间），美国政府对除英国以外的欧洲国家实行入境限制。接下来，有很大的可能对日本采取同样的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给我留下印象的是瑞士的对策。据日本驻瑞士大使馆的信息，当地时间3月9日，瑞士感染人数为311人，死亡2人。这个数字对人口约850万的瑞士来说，绝对不能说是少数。但是，当天，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Federal Office of Public Health）从官方网页上删除了有关新冠病毒感染国家和地区的记载。其理由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地区都有感染冠状病毒的危险”。并且，瑞士机场未采取入境时的限制措施，同日本的来往也没有任何影响。

　　同样来自日本驻瑞士大使馆的信息，当地时间3月11日该国感染人数为612人，死亡4人，较9日数据，均增加一倍。为了监视瑞士和意大利国境上的人员往来，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从9日（当地时间）开始在国境设置了检查所。但是，对持有劳动许可证的人员不实施特别的入国限制，对无劳动许可证的人也只是停留在劝告不要入境的程度，机场也仍然未采取入境限制措施，不影响和日本的往来。

　　瑞士的判断是基于世界上几乎所有地区都有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检疫已经没有意义这一点。有陆地国境的瑞士和日本虽然无法简单地进行比较，但对当代传染病对策来说却是有参考意义的例子。

　　检疫理念的不同，也反映了专业的科学见解和政策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专业的科学见解也不是唯一的处方，只是在某个范围内相对有效而已（一个处方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无论多有效的方法也一定会有副作用），与其追求绝对的正确，不如承认这是不得不进行的某种判断和选择。更重要的是这些专业见解和科学意见在传染病对策中能被灵活运用多少。在考虑传染病对策时，我曾多次与行政官员和科学官员谈过，大家各持己见。到现在为止，日本政府对新冠肺炎的应对，包括这次邮轮的应对，仍被宣传为政治的判断。某种意义上应该思考如何管理政策和科学的乖离。

　　实际上日本政府对DP邮轮事件采取的措施，不经过一段时间很难进行评价。批判涉及很多方面，有的指责邮轮应对的决策过程不透明，有的指出应该铭记对没有保留决策过程的指责之声。邮轮的乘客和乘务员的证言也逐渐浮出水面。2月5日乘客被日本政府要求在客舱隔离后，有证言表示“乘务员的行动未受限制，和病毒检查呈阳性的乘客有接触。除了佩戴口罩以外，其他预防措施由乘务员自己做主”。今后这种证言应该还会有很多，务必按照口述历史的准则，有组织地保留这些证言记录，“为了防止别的邮轮也成为噩梦”。这不是在寻找犯人，而是作为国际性的教训所需要做的事情。

　　2010年6月，厚生劳动省针对2009年新型流感的流行召开了对策总结会议，会上对11名专家明确的问题点进行了整理并制作成报告书。新型流感过去差不多一年后，报告书公布，其中建议对负责危机管理和宣传的组织设置以及人员体制进行大幅度强化。另外，提议配置专门发言人，并对医疗和公共卫生提出了全面建议。同时指出，应该学习美国的疾控中心设立专门机构，对传染病对策的沟通方式也提出了建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次新冠肺炎的事态中，这些经验并无被充分借鉴的迹象。当然，2011年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使得日本对社会危机管理的关注都集中在原子能、地震、海啸等方面也是一个原因。这里介绍一下法国的做法。法国对本国在2009年新型流感所采取的对策进行了检验，对中央制定决策时对现场情况的把握程度，政策判断的合理性，各种沟通的欠缺，专家意见的分歧等的进行了验证。在这次新冠肺炎事态平息后，法国的这些做法值得参考。另外，当时有必要对邮轮内的状况进行拍摄并保留，这些对今后制定对策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经验。

　　六、结束语

　　在新冠肺炎的蔓延过程中，也出现了常见的歧视问题。美国唐人街的中国人遭遇歧视，还有莫斯科的公共交通系统中对中国人过度询问。另外，德国的莱比锡发生了从观众席上驱逐日本球迷的事情。但是之后莱比锡致歉，并声明这样做是错误的。横滨中华街的几个餐厅也收到了中伤中国人的书信。横滨市长批判这是仇恨言论。第二天，该餐厅门口排起了长队。

　　虽然“传染病总是与歧视和分歧一起到来”，但也出现了很多与之相反的举动。比如，日本水户市在1月28日向友好城市重庆赠送5万枚口罩，并赠言“中国加油”。广岛县向四川省赠送8万枚口罩，东京港区向中国大使馆赠送5万枚口罩。这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在网上或社交论坛上扩散的不止有分歧和歧视，还有“困难时刻相互帮助”这些行动。其中，日本的支援中国的物资上写的“ 山川异域，风雪同天” 这句话引起了巨大反响。这句话大约是1300年前日本天武天皇的孙子长屋王赠予大唐高僧鉴真的话，也是这句话让鉴真下定决心来日本弘扬佛法。

　　新冠肺炎在中国和世界的扩散还处于现在进行时。日本政府在没做好各种准备的情况下，要求小学、初中、高中一起停课（学校停课需要由其设置的机关，也就是地方公共团体做决定，因地域不同，也有学校未停课），并要求停止举办各种活动。另外，准备制定可以进行行动限制这类介入私权的法律，为能实施严格措施完善法律体系。日本时间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对现在的情况定义为“全球大流行”（pandemic），美国政府对除英国以外的欧洲国家采取禁止入境的强硬措施。当然，这其中也包含欧洲的瑞士。

　　在传染病流行时，这些究竟是不是 “正当敬畏”（正当にこわがる）的应对，需要时间去评价，目前还无法判断。“正当敬畏”是日本著名文学家寺田寅彦的名言，寺田也是地震学家。他提到，虽然积累了很多知识，但是面对浅间山喷发的危险时还是很难做到“正当敬畏”。日本经历东日本大地震（2011年）和阪神淡路大地震（1995年），从面对过的各种灾害和问题来看，很难说成功做到了“正当敬畏”这一点。基于此，要公正地记录各种事件，进行“历史化”，把这次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作为历史教训。围绕DP邮轮的一系列事件正是应该引以为鉴的例子。传染病历史学对传染病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和经验。在这里，再往前迈一步，整理这些“正当敬畏”的知识和经验，进行“历史化”，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业。本文也是为此迈出的第一步。

　　 （诸志华／译）

　　饭岛涉：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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