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家五星级酒店，是这个香港人搞的

本文来源于：蓝钻故事

作者：蓝钻故事编辑部

十年动乱结束后，来内地探亲旅游的外国游客、海外游子和港澳同胞越来越多。

这时有个尴尬的问题出现了，就是内地的接待能力捉襟见肘，包括北京、广州、南京和上海在内的大城市的宾馆，明显不够用了。更重要的是，管理和接待水平也相当原始、落后。

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游客，当时国家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决策。没想到，这为中国吸引和利用外资意外地打开了一扇门，也为改革开放开了个好头。

这是中国改开史上非常有趣的一段故事。期间，港商霍英东起了重要作用。

回乡

1978年10月，霍英东带着全家，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番禺县。

尽管自60年代开始，他几乎每年都会来内地参加国庆观礼、体育比赛或洽谈贸易，但带着全家寻根问祖还是第一次。

在此之前，他已是蜚声海内外的知名港商了，且以与内地“走得近”而著称。

他们全家人来到番禺县后，受到当地政府和老乡最高规格礼遇：政府出动红旗牌轿车迎送，道路两旁还有大量民众夹道欢迎。

霍英东 

老乡的热情，外加蔗林、稻田、桑葚和鱼塘构成的田园风光，让霍英东倍感窝心、如沐春风，不停地赞叹家乡的风景和人情。

但在高兴之余，他也发现了，家乡竟然连一栋像样的楼房都没有，全是低矮破旧的茅屋和平房。这与当地政府特意安排红旗牌轿车迎送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这当然不是家乡人故意怠慢霍家人，只不过这已是当时番禺最好的住宿条件了。

其实当时不仅番禺如此，即使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也找不到像样的宾馆（酒店）来招待“外宾”。

历经十年动乱的中国，涉外饭店非常少，首都北京，也只有7家涉外饭店，床位5200余张，实际达标的仅1000张左右，关键服务和管理水平也远远跟不上。

当时有个段子：“桂林山水甲天下，我到桂林住地下！”

过去的招待所

涉外招待条件差，影响对外交流，在改革开放之前还不算大事，毕竟来的外宾不多，而且大多也不是来投资做生意的。可改革开放后，这就成大问题了，弄不好，直接影响外宾们的投资兴趣，而改革开放之初，咱们国内资金稀少，吸引外资可是重中之重啊。

这是改开之初，国内外对这类事都非常敏感，一些西方媒体趁机大肆炒作，唱衰我们的改革。

可以说，尽快提升国内旅游接待能力、建造更多更好的涉外宾馆，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外资

栽好梧桐树，才能引得凤凰来，其实早在1977年邓小平刚刚复出那会，他就已经意识到，建设涉外旅游酒店，对打开国门迎接来客相当重要。

可问题是，要怎么建高档宾馆呢？当时国内的情况是，既缺人才，也缺管理技术，更缺钱。

为此，邓小平也有指示，1978年10月，他对民航总局、旅游总局的负责人说：“利用外资建旅馆可以干嘛！应该多搞一点。”根据邓老指示，国务院很快成立了以谷牧、陈慕华和廖承志为首的“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

所以当时的想法，就是利用外资，解决建旅游酒店缺人缺技术缺钱的问题——事实上，外资是解决改开之初大部分问题的基本手段。

为了建饭店，专门设立如此高规格的领导小组，应该说非常罕见了。

关键这小组的领导者也是副总理级别及以上的官员，这在过去从没出现过，由此可见，当时国家对这事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今天回头来看，当时中央为何会如此高规格地重视建设旅游饭店，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为了更好地迎接和招待外宾、本身也能赚外汇外，其实还有个原因：

旅游饭店作为最直观的建筑物、外宾来到内地的最先接触的事物，具有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假如通过引入外资把饭店建设好了，那其他行业引入外资也就水到渠成了。

打个可能不恰当的比喻：

好的旅游饭店，会是改革开放中“利用外资、对外开放”最好的广告和名片。相反，坏的旅游饭店，就是招黑。

谷牧母亲从电视上看见儿子访问日本，还跟日本人签约，拿着拐杖敲着地板骂道：“你去那个地方干啥？汉奸、汉奸。”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引入外资建好旅游宾馆，就显得意义非凡了。

“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成立后，当时确定了在四个城市兴建八座旅游饭店的计划。这四个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和南京。

洽谈

因为受到回乡见闻的刺激，霍英东本就有给家乡援建宾馆的想法。

所以回到香港不久，他就捐出了300万港元，参与了祖籍同为番禺的港商张耀宗、何贤和何添兄弟援建的番禺宾馆。

但这个项目是以捐款的方式兴建的，与引入外资，并让外资赚到钱、实现双赢的投资不一样。

早在1978年国庆节前夕，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就邀请了包括霍英东、李嘉诚、利铭泽、彭国珍等在内的一众港商，到北京商谈，并与邓老会面。

廖承志

而且因为霍先生声名在外，如果他能参与，对于众多港澳商人也有极强的示范效应。所以从中央到广东省、广州市的领导都大力支持，曾多次与霍先生洽谈。

因为过于艰难，经过八轮洽谈，双方最后才达成了初步共识，霍先生准备在华侨较多的广州兴建一座高标准的现代化宾馆。

共识达成后，1979年1月23日，双方签订了意向书草案，4月5日就获得国家最高层批复。

这座具有改革开放先锋意义的宾馆，就是如今广州的地标性建筑、位于沙面的白天鹅宾馆。

白天鹅

白天鹅宾馆的建造和管理，说起来也是非常曲折的。期间所遇困难，也比一般的宾馆建设所遇困难要大得多，对建造者而言简直如履薄冰。

原因也简单，刚我们说了，这个项目的意义非同一般，是改革开放外资利用的标杆和示范项目，它就像是奥运会的开幕式，不能出岔子而且必须优秀。

多年后，霍英东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为了这个目的，霍英东提出了“三自方针”：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管理。

宾馆外表通体乳白、矗立似玉屏、展翅如天鹅，而内部“故乡水”园林设计，也充分体现了中式特点，触动无数海外宾客的归乡情。

白天鹅宾馆

再说施工。

当时国内除了能提供一些基本的砂石外，宾馆建设所需要的空调、电梯、灯饰，小到杯、碗、盘、碟、牙膏、牙刷、拖鞋，大大小小物品不少于10万种，大多都是需要境外采购的。

但境外采购，在当时非常麻烦，每采购一样东西都需要经历十几道审批程序。为此，霍英东只能亲自上阵“督战”了，有段时间他几乎天天趴在工地。

为了打破过去大锅饭时代养成的磨洋工，他一律采用“承包”方式批给各个工程队。其实当时很多内地工人都没听过“承包”这个词。

而为了加快进度，他还想了个办法，就是工程建一半的时候便开始营业，倒逼工程队加快速度。

这在过去的中国，是从没有出现过的工作模式，完全是“资本、市场”式的。这对后来的工程建设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这么一折腾，一个现代化的高级酒店，也就慢慢有了雏形，并最终在内地生根发芽、开花散果了。

标杆

白天鹅宾馆建起了后，霍英东还干了一件破天荒的事：向公众免费开放，就是无论是谁，就算不在店内消费，也可以进店参观、休息。

这个措施，在当时住个酒店都需要单位开介绍信的时代，是非常大胆的尝试。

但霍英东坚持开放。因为在他看来，建这酒店本身就是为了让内地中国人见识新事物，封闭起来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在这里建设我们自己的高级酒店，本就有扬眉吐气的意味，如果不让普通民众进来，岂不是跟过去一样？

但开放的结果，是在此后的10天内，酒店涌入的游客暴增至近乎失控的地步，卫生间抽水马桶被游客打烂了好几个，草纸一天也要被人薅去几百卷。

不过最坏的结果也就这样了，几周后，酒店就慢慢恢复了平静。

这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物价开放探索，几乎没有人看好。

结果，酒店1983年全面开业当年，就获得了1282万元盈利。而且效益一年比一年后，截止1992年，酒店8年累计营业总收入达9.2亿多元，上缴国家税金4200多万元，常年入住率高达70%。

白天鹅宾馆的顺利建设、开张和运营，以及它后来的出色表现，为改革开放起了一个好头，也让它成为中国外资利用的标杆，至今激发着国人向往美好生活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