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我走进张爱玲的公寓

     那是2017年秋天，住在妹妹位于旧金山的家，这里离伯克利不过二十分钟车程，近在咫尺，自然要去看看。更何况，妹妹女儿在伯克利读书，学习生物，正准备像她哥哥一样，大学一毕业就报考医学院。当然，还有个理由，张爱玲曾在伯克利工作生活了两年，去那里找寻她的芳踪也是我的愿望。

      “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张爱玲《流言》）1944年，沦陷区上海，实现了“出名要趁早”（张爱玲《传奇再版序》）的张爱玲，心绪不错。七十多年后，同样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同样是“快乐的”心绪，在伯克利，我开始了寻找张爱玲之旅。然而，我的记忆中，张爱玲自己的伯克利之旅却是并不快乐的。

      时光倒流四十八年，1969年6月，张爱玲在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Institute for Independent Study）的两年研究奖助金合同到期。这学院是美国著名女校，美国经典故事片《爱情故事》中女主就是该校学生。它原是哈佛大学姊妹学校，后双方合并，正式成为哈佛下属学院。此前，张爱玲“获选为‘住校作家’，先后在迈亚美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女校莱克莉夫学院（注：莱克莉夫学院即拉德克利夫学院另一译名）内从事写作。”（宋淇《私语张爱玲》，《张爱玲私语录》第3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如今合同到期，张爱玲要为下一段生活另想办法。那年四月，给好友宋淇的信里，她说正托人在找工作（“张爱玲写信给宋淇，说她当时托波士顿的柳存仁找工作。”宋以朗《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第201页，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这时伯克利大学刚好有个职位空缺，向她伸出了橄榄枝。1969年7月，张爱玲不辞万里，横跨大陆，从东海岸波士顿飞到西海岸伯克利，此后一直住在加州，直到1995年逝世，人生最后二十六年光阴便留在了这片洒满阳光的大地。

      亲历张爱玲入职伯克利的庄信正，几十年后回忆当年情况说：

      “一九六九年她去中国研究中心继任我的职位时提出的履历表说，一九六七年得Radcliffe Institute for Independent Study奖助金，负责把《海上花列传》译成英文，次年获再延一次，至一九六九年六月。……我在加州大学工作了一年，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邀我去该校任教，但陈世骧先生坚决挽留，盛情难却。第三年南加大再度力邀，并同陈先生直接商量，终于我接受该校之聘前往担任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助理教授。陈先生要我替他找人来填补遗缺。我转托夏志清先生，他又推荐张爱玲。三年前我接济安师的位子已感到荣幸，现在找我心目中的偶像来接我的位子更觉得是非分之想，不敢造次，我请夏先生写信给她探探口气。不久他回信并转来张先生给他的信，说自己资格不够。夏先生解释这是中国传统的谦虛之词，并非拒绝。我也有同感，便建议陈先生亲自敦聘。那年三月美国的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年会在波士顿举行，夏志先生主持一个专题小组，叫我提一论文。陈先生随写一信给张爱玲正式邀请，由我带去波士顿面交。开会期间轮到我们小组讨论那天上午她居然到场，会后并与夏先生、於梨华和我同吃中饭。”（庄信正《张爱玲来信笺注》，《书城》2006年第5期）

      张爱玲即将入职的伯克利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是该校东亚研究所（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IEAS)）下属研究机构，成立于1957年，由福特基金会与加州政府联合资助，主要任务是从事当代中国问题研究。张爱玲到任时，中心已运作十余年，著名“中国通” 约翰逊（ Chalmers A. Johnson）、谢伟思（ Jack Service）就职其中，一个是研究中心的主任，一个是中心图书馆馆长。著名华裔学者夏济安此前也曾任中心研究员。 

      约翰逊，伯克利大学政治系教授，1967年至1972年在中国研究中心任主任。他成名于1962年，那年斯坦福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农民民族主义与中共权力：革命中国的兴起，1937至1945》,论文中他依据丰富的史料，指出中共当年在华北崛起，并非依靠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利用日本侵华所造成的恐惧、仇日和饥荒。观点新锐，一鸣惊人。他“原先是右派，自称‘老冷战分子’，长期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顾问。及至苏联解体，美国反而变本加厉进行军事扩张，他看出目的是要统治全球经济，从此开始转变，由右向左。著作中屡屡对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痛下针砭。”（《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第62页，新星出版社2012）他出版了四本专著，批判美国穷兵黩武，称霸世界。指出美军在冲绳有三十九个军事基地，在全球有七百三十七个基地，多行不义，引起公愤。很多美国人并不知道政府在海外的恶行，九一一事件后他的书大受读者关注。他认为美国在海外扩张的同时，削弱国内民主自由，帝国过度延伸一定会导致国力削弱，最终解体。2010年去世时，《纽约时报》有长文纪念他，认为其代表作之一《帝国的哀愁》（The Sorrows of the Empire）旨在警告人们美国已经进入了永久战争状态，这将破坏经济，破坏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念和宪法规定的种种自由。十年之后，他睿智的警告被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可惜他的声音却被一片非理性的喧嚣淹没。

      谢伟思，更是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他生于成都，父亲是传教士，汉语极好，抗战期间是美国驻中国外交官，不满国民党，对中共有好感，作为美军观察组成员深入延安调查，所写报告比较客观，肯定中共抗日成就，赞扬根据地新气象，建议美国政府给予中共援助，并预言“中共早晚会成为执政党。”国民党垮台，新中国建立，美国政府急需寻找对华政策失败的替罪羊，厄运降临谢伟思，他成了麦卡锡主义的主要受害者之一，一次又一次审查交代，直至被国务院开除，失业了好多年，直到“一九六○年代加大中国研究中心聘他为图书馆长。由于他的语言和事业背景，兼为中心出版物的编辑，济安师、我和张先生（注：指张爱玲）的专论都由他负责。”（《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第66页，新星出版社2012）

      夏济安，著名旅美华人学者夏志清的哥哥，五零年代任台大外文系主任，又创办《文学杂志》，培育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王文兴、刘绍铭、李欧梵、叶维廉等一代作家学者。1959年赴美，转而研究中国文学，先后在华盛顿大学和伯克利大学工作，1965年不幸病逝，其专著《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运动文学研究（The Gate of  Darkness）》于身后问世，获得好评，成为海外中国学的经典之作。

      伯克利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人才荟萃，由此可见一斑。

      学者陈少聪当年在中国研究中心为张爱玲助手，她曾写文回忆那时情形：

      “一九六九年秋天，我住在加州柏克莱(注：柏克莱即伯克利另一译名），那时刚从爱荷华大学读完硕士，开始在加大附设的中国研究所（注：即中国研究中心）的语文部门打工。本来那里的资深研究员是庄信正（在庄之前是夏济安先生），那年庄信正另有他就，他的位子由他举荐张爱玲接任。张和我两人当时是语文部门仅有的两个工作人员。在职位上我应当是她的助理。我们的上司则由加大东亚系的陈世骧教授兼任。陈教授爱才心切，特别把张先生从东岸聘请到所里来。他因爱惜张爱玲的旷世才情，一心想为张安插个有充分自由的差事，好让她有精力多创作，并没仔细考虑过她是否适合做这类学院派的研究性工作。……有一年雷骧带了他的电影工作队来到柏克莱。他要拍十二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巨擘的纪录性影片，张爱玲是其中一位。那时她尚在世，住在洛杉矶。雷骧找到我作寻访旧迹的向导，我义不容辞地充任了一次‘白头宫女话天宝’的角色，带他们回到城中心2168 Shattuck街，坐电梯上三楼旧地。 ”（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身而过》，《中时人间》2005.7.13）陈少聪说明张爱玲是研究中心语文部门唯一的研究员，并委婉指出她虽有“旷世才情”，但并不一定“适合做这类学院派的研究性工作”。她还告知读者研究中心当时的办公地点就在伯克利城中Shattuck街2168号。

      庄信正也说：“当时中国研究中心不在加大校园内，而是在伯克利市区一条大街 Shattuck Avenue租了两层楼。”（庄信正《张爱玲来信笺注》，《书城》2006年第5期）而另一位在伯克利工作过的中国作家说，Shattuck街2168号，位于伯克利城铁站（ Bart车站）旁边，“是一座十几层的巧克力大厦”：“当时的中国研究中心在校外办公，不在紧邻西门的现址。我在柏克莱Downtown找到她当时的办公楼，是一座十几层的巧克力大厦，就在Bart车站边上，是这座朴素的小城最显赫的建筑之一”。（路勇《我的同事张爱玲》，《青年作家》2011年第1期）。

      根据上述信息，我开始在伯克利城寻找张爱玲当年工作的地方。

      那日，妹妹女儿陪我们前去。出了城铁伯克利站，谷歌导航下很快就在不远处路边，发现了——Shattuck街2168号。

图一：Shattuck街2168号楼门。

     它的门位于一座枣红色三层建筑最左侧，旁边是2170号，一间叫“Alare Gelato Italianto”的冰激淋店。 显然，Shattuck街2168号并非路勇所言是“十几层的巧克力大厦”，不过倒有两座大厦与它相邻，而且两座仿佛都有点巧克力。

图二：Shattuck街2168号所在楼房，伯克利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旧址。

   

      这两座大厦是银行。紧邻2168的，门牌2150 ，是美国大通银行（Chase bank)。它是JP摩根大通下属银行，属于洛克菲勒家族资产。与它并肩而立的大厦，门牌2144 ，是美国富国银行（WELLS FARGO）。这是家创建于1852年的百年老店，总部就在旧金山。相比之下，富国银行那楼巧克力味更浓，我想路勇所指大概就是它吧，显然他搞错了地方。

图三：Shattuck 2168所在楼房与两座银行大厦，和街头欢叫跑过的高中生。

     Shattuck 2168 门面由黑色大理石装饰，黑框玻璃楼门上方，有“2168”四个银色大字，非常醒目。楼门紧锁，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光可鉴人的楼内，地面依然是黑色大理石铺就，楼道里空无一人，走到尽头是一部电梯的梯门，乘它可通往二层三层。中国研究中心当时租用了二至三层，张爱玲和陈少聪的办公室是在三层。

图四：透过Shattuck 2168的玻璃门，可以看到光可鉴人的楼内，黑色大理石地面，及空无一人的楼道。

     

     四十八年前，如在午后，你乘这电梯上至三楼，也许会遇到一位女士，她“身材偏高，十分瘦削。中度长短的鬈发，看得出是理发师的成品。她脸上略施了些粉，淡红的唇膏微透着银光。她的近视眼度数不浅，以致看人时总是瞇着眼睛，眼光里彷彿带着问号，有时让你不敢确定她是否在看着你。 ”（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身而过》）她就是张爱玲，当时四十九岁。

      邂逅之所以要在午后，是因为张爱玲每天都是“过了中午才到”：“张先生开始正式上任了。所里上班钟点颇具伸缩性，尤其由于她的‘巨星’身分，更有充分的自由安排她的工作时间，反正到年终交得出研究论文来就行。张先生总是过了中午才到，等大家都下班了，她往往还留在办公室。平日难得有机会与同事见到面，也没有人去注意她的来去，大家只是偶然在幽暗的走廊一角惊鸿地瞥见她一闪而过的身影。她经常目不斜视，有时面朝着墙壁，有时朝地板。只闻窸窸窣窣、跌跌冲冲一阵脚步声，廊里留下似有似无的淡淡粉香。 ”（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身而过》）

      要是你运气好，没准儿还能见着，张爱玲办公桌上，那白瓷壶里绽放着的红梅：“初春时节，柏城路边的红梅花开得最是灿烂。有天早晨出门时我顺手摘了几枝。在办公室旧橱里找到一只缺了口的白瓷壶，我把一捧红梅插了进去，看来居然像日式盆艺。我颇为得意，顺手把它放在她的案头，没去想过她会如何反应的问题。”（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身而过》）

      就在这廊里，当时还有一位“不苟言笑”的台湾留学生，每天走来走去，而日后他在台湾政坛显赫一时，曾几度参选总统：“那时与我同时在中国研究所打工的研究生还有宋楚瑜和刘大任。宋沉稳持重不苟言笑；刘则尖锐俏皮，言谈机锋。我们闲聊时偶尔不免会提及张先生来去的神秘踪影。大任曾打趣说：‘张爱玲是咱们办公室的灵魂嘛！’一语双关，玄妙自在其中。 ”（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身而过》）

      1971年，莱昂（ Lyon ），一位年轻的美国学者，为了解布莱希特与张爱玲丈夫赖雅的友情，曾在这里三楼办公室跟张爱玲有过一次亲切晤谈。那天通过书信与张爱玲约好在公寓见面的莱昂，兴冲冲来到她家，却电话没人接，敲门没人应（注：莱昂后来才知道张爱玲为免打扰不接电话不应门），从白天直折腾到傍晚，才打听到张爱玲办公的地方，一路摸到Shattuck 2168号，总算找到在上班的张爱玲：

      “当时已近傍晚。我开到那条街上，找了一会儿，发现一栋建筑，里头是加大中国研究协会的办公室，我猜那正是她上班的地方。我过去敲办公室的门，没人答应，室内灯也没亮着，所以我就在大厅等候。过了几分钟，一位女士手抱着几本书从楼上来到大厅，她没有看到我，径往刚才那间办公室走去。当她忙着开门锁时，我上前去问她是否就是张爱玲女士。很明显地，我的举止让她吓了一跳，待我向她表明身份，她才变得友善些，告诉我她就是张爱玲，并邀我进到她办公室里去。聊了几分钟彼此熟悉一点之后，我们就在那里进行访谈，整个访问持续约一个小时多。  

      访问她的过程中，有几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她的英语无论是文法、用词遣字或是句型结构，都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仅听得出些微的口音。此外她使用英文成语之流利也令人刮目相看。对于我提出关于她的先夫与布莱希特的问题，她给了我丰富的讯息且讲得清晰明白。言谈间她不经意地流露出高度的学识涵养以及惊人的记性。”（James K．Lyon 《善隐世的张爱玲与不知情的美国客》，叶美瑶译 ，《联合文学》1997年4月号）

      仰望三楼，某扇窗后，淡黄灯光下，张爱玲正用“完美”的英语，同莱昂娓娓聊着赖雅与布莱希特：

    “赖雅耗费太多时间在纽约街头和其他地方闲逛，……当他跟我住在纽约时，那城市仿佛是我的，街巷也因此变成活生生的。……赖雅正如布莱希特一样，他们与大多数四十年代的美国编剧们认同的是左翼思想，任何批评共产主义的言论他们都拒而不听，无论是斯大林的恐怖整肃抑或是共产主义下的中国；她推荐他读一些有关中国的资料，他却因为怕是负面的而予以婉拒。”（James K．Lyon 《善隐世的张爱玲与不知情的美国客》叶美瑶译 ）

     而就在这间办公室里，也曾有过一次非常不愉快的谈话。一位中等身材的男子，手拿几页文稿，抑制着情绪，对瘦高女子语气和缓地说：

      “这个论文改了还是看不懂呀。”

      “加上提纲，结论，一句话说八遍还不懂，我简直不能相信。”女子笑答。

      “那是说我不懂了?”男子生气地说。

      “我是说不能想象您不懂。”女子快人快语。

      男子笑道：“你不知道，一句话说八遍，反而把人绕糊涂了。”

      “要是找人看我觉得还是找 Johnson（注：约翰逊），因为Ctr.（注：中心）就这一个专家。”女子知道文章改后他没再给人看过，就又说道。

     “我就是专家!”男子又好气又好笑地说。

     “我不过是因为既然找人看，像 Jack Service（注：杰克•谢伟思）只对中共模糊地有好感，有两次问他什么，完全不知道。” 女子解释道。

       “他大概是不想讲。”

      “我不过是看过 Johnson写的关于文革的东西，没看见过 Service写的，也没听他说过。”

      男子陷入沉默，仿佛以为女子是讲他没写过关于中共的东西，立刻草草结束了谈话。女子觉得逼急了口不择言，事后有点自责。低气压笼罩着小小空间。办公桌上，白瓷壶中那几支枯萎的红梅，低下了头。

      这男子便是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项目主管陈世骧（“研究中心有一笔经费，专攻研究中共语言之用，其主管人( Project Chairman)一开头即是陈教授。”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148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女子则是张爱玲。Johnson和Service，是研究中心两位著名学者——约翰逊与谢伟思。

      “陈先生中等个头，但举止凝重从容，看起来很有尊严，彷彿比实际身量高。而即之也温，容易亲近。做人处事他是很成功的。”  （庄信正《追忆陈世骧》，《中国时报》2014.2.1  ）张爱玲刚来时，他们曾畅谈甚欢，有过一段美好时光：“她就职之初二人的交谊却无疑有过一段‘蜜月期’，不止一次畅谈文学。一九八三年她写的《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开头说：‘陈世骧教授有一次对我说:“中国文学的好处在诗，不在小说。”有人认为陈先生不够重视现代中国文学。其实我们的过去这样悠长杰出，大可不必为了最近几十年来这点成就斤斤计较。反正他是指传统的诗与小说，大概没有疑义。当然他是对的。’这段话似乎是在怀念陈先生的情绪中下笔的。”（《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第65页，新星出版社2012）

      如今二人却尴尬相对。凝重温和的陈世骧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但依然难掩心中不悦。做人处事一向很成功的他，万万没有料到会跟自己聘请来的才女研究员发生争执。事情的起因是张爱玲到中心两年后提交的唯一研究成果——论文，在他看来难以发表，而张爱玲却不能接受这样的评判。都是有教养的斯文人，尽管意见不合，也没有出现言语的狂风暴雨，但情绪的低气压一直笼罩在他们之间，直到不久后陈世骧心脏病猝发骤然离世。

      那日两人面谈情况，如今只能根据唯一当事人张爱玲1971年6月10日，即陈世骧去世十几天后，给夏志清信里的一面之词推测想象了：

      “我自从听见世骧写信给你，带累你听抱怨的话，心里非常过不去，一直想告诉你是怎么回事，但是是真从去年十一月起断断续续病到现在，感冒从来没有像这样连发，好的时候要赶工作，信没写成，倒收到你的信，很惭愧。信正离得近，受到的压力大，所以我不能不向他解释。现在世骧新故，我不应当再说这些，不说，另找得体的话，又讲不清楚。我刚来的时候，就是叫写 glossary（注：词语汇编），解释名词，不要像济安、信正写专论。刚巧这两年情形特殊，是真没有新名词，包括红卫兵报在内，（Ctr. 又还有别人专做名词，把旧的隔几个月又出个几页

字典。）如‘四斗’，下面列举是哪四项，以后再也没在别处出现，那是这单位巧立名目，其实不算。如果多，我也就一狠心列入，但是也只有四五个。就名词上做文章，又没有中心点。唯一的中心点是名词荒的原因。所以结果写了篇讲文革定义的改变，追溯到报刊背景改变，所以顾忌特多，没有新名词，最后附两页名词。世骧也许因为这工作划归东方语文系，不能承认名词会有荒年。我觉得从 semantics（注：语义）出发，也是广义的语文研究。他说拿给Ctr.代改英文的 Jack Service与一个女经济学家，与英文教授 Nathan看了都说看不懂。通篇改写后，世骧仍旧说不懂。（以下是二人对话争执内容，因前面已有描述，故在此略去）……他表示第一句就不清楚，我也改了寄去，也不提，坚持只要那两页名词，多引上下句，以充篇幅，随即解雇。”（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145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依张爱玲信中说法，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最初给她的研究任务是文革新词，研究成果最终以词语汇编（glossary）的形式呈交。但1970、1971那两年出现的文革新词很少，难以形成成果，而她自觉由词荒现象发现了其背后隐藏的大秘密，于是改变原来的研究方向，撰写了一篇论述“文革定义的改变”的论文，而将原定任务词语汇编只是作为附属，具体形式是两页纸的简单附录。可是，她苦心研究的成果没有得到认可，她的解释也没有获得理解。陈世骧“坚持只要那两页名词，多引上下句，以充篇幅，随即解雇。”似乎是说，陈世骧坚持让她按原计划做完词语汇编，但又没等完成，就将她解聘了。

      张爱玲在陈世骧直说不懂的那篇论述“文革定义的改变”论文里到底写了些什么？她发现的词荒背后隐藏的大秘密又是什么？这要参看她给庄信正的信才能明白。同年3月1日，在致信夏志清之前，张爱玲曾先写信给庄信正，吐槽过写论文的苦恼：“我那篇东西直到上星期三才赶完，是讲文革已经在去年十月一日结束，因为措辞隐晦，竟没人知道，要从这一两年来的semantics一路看下来才知道，骤然说了谁也不会相信，所以我没用大纲开始介绍题材，免得使人一看先不相信，而一步步引入。结果看了都不知所云，所以还是前面加大纲，最后加结论，中间也全部整理过。但是许多复杂的理论都需要举出证据，在大纲里说得笼统点就又不懂，不信，要全部摆在桌上，使人一目了然，实在是麻烦，所以耽搁这么久，而且不能不随时搁下，才有 perspective（注：观点），看出不妥的地方。不然即使有人可商量，三天三夜也解释不了这么许多，只能自己edit（注：编辑）——跟你当面讲也讲不清楚，只好写信。材料去年四五月大致都出现了，不过到十月オ conclusive（注：确定）。照理应当分两篇写，但是前一篇证据不足，又不是专家，无法取信于人，也没机会找补，陈先生一定会坚持下一篇专写名词。这次本来没坚持，直到听到坏评，才主张改写名词，把红卫兵报上的照元曲的名词一样解释，供中文科学生参考，说他们常看报而不大知道中共的事。这我完全闻所未闻，也不知道他们的程度。如果不写我认为好的材料，倒去无中生有，太勉强了也写不好。”（《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第60-61页，新星出版社2012）

      原来张爱玲的论文论证的是——“文革已经在去年（注：1970年）十月一日结束”。众所周知，文革真正结束于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1970年、1971年已过文革兴起和高潮时那疾风暴雨的阶段，张爱玲说那两年新词少确是实情。但她由此自圆其说地推断出文革于1970年10月1日结束，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她采用的写作方法也不是常规学术论文的写法：“我没用大纲开始介绍题材，免得使人一看先不相信，而一步步引入。”“一步步引入”的写法大概类似讲故事的写法，这是张爱玲最熟悉的，被她不自觉地带入学术论文的写作。“许多复杂的理论都需要举出证据，在大纲里说得笼统点就又不懂，”看来她的论文印象式分析较多，作为论点的理论观点常缺少用以支撑的事实论据。难怪苦心经营的论文并没有收到预想效果，专家们“看了都不知所云”。

      当年亲眼见过张爱玲论文的庄信正，也曾证实论文确实存在严重问题：“一九七O年她的monograph（注：专论）交出以后，陈先生告诉我没有像夏济安先生和我那样遵循一般学术论文的成规，而是简短的片段，因此无法出版。有一次我回伯克利，谢伟思把稿子拿给我看，我也愣了，因为确是类似笔记，长度也不够。（一九七三年二月十六日夏志清先生给我的信里说:“她在加大写的论文，我也无法欣赏，无处发表，对她一定是个大打击。希望劝劝她，多写小说，把《海上花》译完，不要灰心。）我见到她的稿子后也已经以晚辈身份向她蜿转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但我当然站在她这一边，尽量安慰她，提醒她文学创作オ是她的当务之急。其实终其一生，张爱玲以写作为唯一的志业，此外如日常生活、健康、收入等等全放在后面。她使我想起福克纳在一次谈话录中说过他希望死后自己的墓志铭会是＂ He did the books and he died.”(他写了书然后死了。)讲下放的那篇:她在加大该是写过两篇专论，此为其一，这里说谢伟思给了她一些建议，她全部接受。另一篇谈的是林彪，至终都没有出版。”（《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第66-67页，新星出版社2012）

      四十年后，夏志清出版《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书中指出时隔一年张爱玲拿出了两篇有关文革的论文：“爱玲在研究中心两年内所得到的工作成果，再予以一年多时间的修改增补，终于完成了两篇学术报告，精神实在堪嘉!她听从了经纪人的话，希望那篇论‘文革的结束’之长文可当本专书出版，那篇讲‘知青下放’的短文可在《老爷》这样的畅销杂志上刊出。”（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170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上文庄信正说，张爱玲“写过两篇专论”，一篇“讲下放”，一篇“谈的是林彪”。夏志清也说她“完成了两篇学术报告”，一篇“论‘文革的结束’”，一篇“讲‘知青下放’”。两人都说论文有两篇，“讲下放”和“讲‘知青下放’”显然是同一篇，可“谈的是林彪”和“论‘文革的结束’”似乎是两篇，好像多了一篇？林彪于1971年折戟沉沙，正是张爱玲那篇“论‘文革的结束’之长文”时间段内的大事，估计庄信正所谓“谈的是林彪”那篇论文就是夏志清说的“论‘文革的结束’之长文”，这两篇其实就是一篇。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张爱玲在谈文革结束的那篇论文中，大概用了不少篇幅分析林彪事件。

      张爱玲终将论文完成，我想这是对亡友陈世骧的一个交代，更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遗憾的是两篇论文最终实际都没能发表。“据苏伟贞女士在《印刻文学生活志》十一期的文章中披露，这份文稿和名词汇编叫《‘文革’的结束》及短文《知青下放》，是张爱玲1972年5月修改完成的，9月又增补添写。1972年6月9日张爱玲手中的副本遗失，所幸的是在此之前她曾寄给夏志清先生寻求发表，后来就请夏志清转寄给她的经纪人Maria Rodell。而在张爱玲逝世后，在运回给宋淇的张爱玲遗物中，就有这篇《知青下放》的论文，并在台北举办的‘张爱玲纪念首展’中予以亮相；但《‘文革’的结束》文稿至今不见踪影。按照张爱玲给宋淇夫妇的遗嘱，已完成的《知青下放》仅供保存，不得发表。”（曹亚瑟《张爱玲私人书信：曾向朋友透露自己的“三围”》，人民网微博，转自腾讯文化）有朝一日，如能找到那篇遗失的论文，并把两篇公诸于众，会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将有助于丰富对张爱玲的认识和研究，也有助于更多解开张爱玲伯克利论文之谜。即使只是读读这两篇论文，回看张爱玲当年如何隔岸观火（文革大火），凭着小说家的直觉与敏感，盲人摸象似的揣测分析中国发生的政治事件，也会是一种非常有趣的阅读经历。

     夏志清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还透露了不少当时内情，可以印证或补充庄信正的回忆：

    “这封长信（注：指1971年6月10日信）是爱玲两年间在加大中国研究中心的工作报告，也可说是她在美国奋斗了十六年，遭受了一个最大打击的报告。她在迈阿密大学当驻校作家，校方对她并不满意没有关系。她在那里只是一个客卿，没有一个任务规定是她该做的。后来去赖氏学院，虽然同研究所几个主管处得并不好，关系也不大。主要她在两年间，译了《海上花》之大半，从事了《红楼梦》考证研究的工作，心境是好的，病痛也不多。在加大中国研究中心，她只是位雇员，上面有主管，主管对她的工作不满意，随时有解雇的危险。再加上，中心里的主管和研究员都算是中国通。爱玲的一举一动，极受他们的注意。她日里不上班，早已遭人物议。一旦解雇，消息传遍美国，对她极为不利，好像大作家连一篇普通学术报告都不会写。

     中国研究中心那时候的主任( Chairman) Chalmers A. Johnson教授，专研中共政治，年纪还轻，我为先兄奔丧时见过他，人也很和气。爱玲的顶头上司即中国文学教授陈世骧。他很热心，但晚年似较寂寞，喜欢朋友、学生到他的“六松山庄”去坐坐，听他的高论，而爱玲偏偏是个最Shy（注：害羞）、最不会和颜悦色去讨人欢喜的人，吃了很大的亏。研究中心有一笔经费，专攻研究中共语言之用，其主管人( Project Chairman)一开头即是陈教授。张爱玲以前，他先后雇用(称之为“聘用”，也无不可)了李祁教授、先兄济安、庄信正博士担任此项研究工作。三人绝非趋奉拍马之辈，但比爱玲懂得些做人的道理，因之世骧对济安情同手足，视信正同自己家里人一般。李祁在任期间同世骧私人关系如何我并不清楚，但她能于一九六二年八月在牛津大学附近参与ー个由伦敦《中国季刊》( The China Quarterly)主办的中共文学大会，我想世骧推荐的功劳一定不小，虽然她那时离开研究中心已一二年了。……细读此信，爱玲显然认为问题出在那两年中共报刊上见不到新名词，而她刚来中心的时候，世骧只叫她‘写 glossary，解释名词，不要像济安、信正写专论’。因之两年之后她只写了篇《讲文革定义的改变》之论文，‘最后附两页名词’。世骧极为失望而生气，只拿了那两页名词就把她‘解雇’了。二人谈话时无法沟通的情形是非常明显的。……假如世骧并无恶意地叫爱玲去编一本 glossary，她多看报刊之后，发现了那年的‘名词荒’，尽可征求他的同意去改写一个题目的。只要她同世骧、美真兄嫂保持友善关系，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的，何况只是一个题目？一九六九年八月甘六日世骧写了一封祝贺我新婚的毛笔信，其中有一句谓‘张爱玲女士已到此月余，颇觉相得’。虽未同她立即建立了较深的友谊，他也对她并无一丝敌意。但世骧专治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学理论，张爱玲的作品可能未加细读。作为一个主管人，他只看到她行为之怪僻，而未能因欣赏她的文学天才和成就去包涵她的失礼和失职。在世骧看来，她来中心两年，并未在行动上对他表示一点感激和敬意;在研究中共语词这方面，也可能从未向他请教过，只一人在瞎摸!最后交的报告，他看也看不懂， glossary只有两页，还要言语顶撞!盛怒之下，陈教授把她‘解雇’了。世骧对爱玲不满意，曾在我面前表示过。但遍查其信札，提到张爱玲者只有上文所引的那句，并无任何怨言。……陈张面谈之事，不知道哪天发生的。但不久之后，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廿三那天，世骧兄自己即因心脏病猝发而去世了，享年五十九岁。……爱玲知道自己即将失业之后，不多天陈世骧也过世了。她受到了双重打击，六月的日子也就特别难以忍受”。（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147-150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在夏志清看来，张爱玲论文受挫是到美国后的“最大打击”，之前她不按常规按时坐班已遭同事非议，结果又因论文被解聘，美国汉学圈只有那么大，消息传出去，“对她极为不利”。的确，此后真没听说有高校或研究机构聘用她。夏志清认为张陈失和，很重要的原因是害羞孤僻的张爱玲不好社交，与待人热情、喜欢交友聚会的陈世骧没有处好关系。如果“保持友善关系，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的”。但如能“和颜悦色去讨人欢喜”，那就不是张爱玲了。

      夏志清推测张爱玲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没有跟自己的顶头上司陈世骧沟通请教，及至最后交稿，陈大失所望，而张又不能虚心接受意见，引起陈的不满。我感觉陈世骧是老派读书人，对论文不满，又不能直说，担心直说对方面子下不来，便一直委婉地说看不懂。谁知张爱玲论文提交不顺，一时性急，没能悟出陈世骧真意，在懂与不懂上与其纠缠不清，更伤了和气，使矛盾激化。

      从张爱玲信上可以看出，她的课题研究和论文写作，不只是没有请教过陈世骧，也很少跟中心里的其他专家交流，都是自己孜孜矻矻，闭门造车，“只一人在瞎摸”。张爱玲曾在给夏志清的信里检讨自己：“我本来写文章应当随时找 Johnson商量，因为说过有问题可以去问他。但是正在写的东西，我实在不习惯跟人讨论，根据的材料又太多，要三言两语说明白，还要下番工夫准备。”（（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145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她不习惯边写边和别人讨论，用这种个人习惯了的写作方式完成自己熟悉的文学作品或许游刃有余，但去完成不熟悉的政治类文章，就有些过于盲目乐观了。中国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中国国情，语文部门的研究课题也要从这一点出发。文革这类政治课题非张爱玲专长，政治研究的学术传统与规范，政治分析的话语体系及相关理论，对她都是全新领域，如要完成一篇符合专业标准的论文，非要一番苦功不可。虽然在她之前，夏济安、庄信正皆非政治专业出身，但论文专著写得不错，皆因二人经过严格学术训练，又长期从事学术研究，了解学术规范和要求，且全身心投入中心课题研究，心无旁骛。张爱玲此前以文学创作和研究为主，缺乏政治论题方面的研究与写作，又缺乏严格学术训练和学术研究经验，似乎主要精力又没有放在研究中心的课题上，而是更多地专注于自己更感兴趣的事情——翻译《海上花》、考证《红楼梦》，她在论文写作上太轻“敌”了。回想陈世骧最初为张爱玲拟定研究计划做词语汇编，而非长篇大论的专论，大概是有着良苦用心的。

      张爱玲在就职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之前，基本就是个“野仙儿”，没在一个有组织的机构里按部就班地长期工作过。在香港美国新闻处，在美国其他学校，都是领了任务，自己回去独自完成，不需要与同事协调沟通合作。研究中心的同事对她这种野仙儿作派大概不会适应，主管陈世骧跟她沟通交流也不轻松。陈世骧心脏病发作固然主要与自身体质有关，可是被作为下属的张爱玲“顶撞”而“盛怒”，恐怕也是重要诱因吧？陈世骧过世，使“她受到了双重打击”。

      庄信正书中谈到了陈世骧生平及葬礼情况：“陈先生出身书香门第，一九三五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次年与阿克顿( Harold Acton)合译的 Modern Chinese Poetry(《中国现代诗歌》)在伦敦出版，是介绍中国新诗的第一本英文书，当时他オニ十ニ三岁。……陈先生一九四一年来美国，先后在哈佛和哥伦比亚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一九四五年去加州大学，直到去世。……一九六O年代主持中国研究中心的这个计划。他非常爱オ，这从他延聘过顾孟余、夏济安和张爱玲三人可以看出。陈先生在加大执教二十六年，又长期兼任行政工作，因此死后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那天上午我看到张爱玲前往参加，提前离开。其时在场者多得从屋里挤到屋外，她来去匆匆，我作为陈先生的晚辈和旧属，帮忙布置和招待，遂未来得及同她打招呼。但至今记得她的落寞的形容。”（ 《庄信正张爱玲通信集》第68页，新星出版社2012）真是“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张爱玲《金锁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曾经藏龙卧凤的Shattuck 2168，早已人去楼空，如今一家名叫“Here Berkeley ”的软件公司占据了这里。就在探头观望之时，一位身材高大、胡须络腮的年轻男子推门而出，随即电子门锁又将楼门紧紧闭上，可就在这一开一合的瞬间，楼道仿佛飘出一点点“似有似无的淡淡粉香”。来到街的对面，希望拍摄Shattuck 2168号所在楼宇全貌。市政正在施工，一条绿色挡板横在楼前，把一层遮挡住了。一群高中生从楼前的大街跑过，他们欢叫着，嬉笑着，打闹着，这群快乐的少男少女向远方狂奔而去……

      辞别张爱玲上班的地方Shattuck 2168，前去寻找她的住所。

      陈少聪说：“她住的公寓在Durant街，距辦公室只有三個街口”。（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身而过》）庄信正、夏志清保留着的张爱玲信件记录了她在伯克利的详细住址：

     “Chang, 2025 Durant Av.Apt.307/ Berkeley, Calif.94704 ”。

   （注：“张，杜兰特（Durant）大街2025号307室，伯克利，加州，邮编94704”）

       （《庄信正张爱玲通信集》第44页，新星出版社2012）

 

图五：张爱玲致庄信正信。

图六：张爱玲致夏志清信件，信封显示她的住址。（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133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妹妹女儿在谷歌地图输入地址，我们沿街向前走去，没走多远，遇上三个流浪者在人行道靠马路牙子一侧摆上了地摊儿。两个挨着坐在地上，盘腿坐的低头在看手机，坐在马路牙上的吃着薯片，身旁堆着两大包衣物，一只吉他盒横在前边，看来他们是要在路边弹唱的。隔几步远，站着一位瘦高个儿，咖色礼帽，咖色衣裤及鞋，外罩一件黑风衣，黑框眼镜，银胡须，一副绅士模样。一只鼓鼓囊囊的巨大双肩背撂在地上，边上一架轮椅大概是用来搬运看着不轻的双肩背的，近处一席蓝布垫子应该就是他露宿街头的床了

图七：没走多远，遇上三个流浪者。

      伯克利素以流浪者多著称，这回算是让我初次领教，忙偷拿手机拍了一张，担心冒犯他们，步履匆匆，手中不稳，画面左下角有点虚了。想到张爱玲每日上班途中，或许也会遇到这三人的同行，而她自己流亡者的境遇又与流浪者们仿佛有着几分相像？已是深秋，地面铺着金黄树叶。“风吹着的两片落叶踏啦踏啦仿佛没人穿的破鞋，自己走上一程子……这世界上有那么许多人，可是他们不能陪着你回家。”（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

      走了大约两三个街口，右转进入一条僻静街道，路面不很宽阔，前行一二百米，导航便提示已到目的地了。见路左侧一幢银灰色三层楼房，线条简洁，风格现代，此前见过网上有人贴出张爱玲伯克利公寓照，如今看去样子一模一样。欣喜之余，却遗憾地发现，楼前门牌显示的号码是2020，门牌上方镌刻着公寓名称：“Berkeley Park”（伯克利公园）。

图八：楼前门牌显示的号码是2020，门牌上方镌刻着公寓名称：“Berkeley Park”

     难道门牌改变了吗？我们向旁边的房子走去，希望找到2025。旁边是一幢独栋巧克力色三层楼房，为找到门牌，我们在楼前仔细端详，二楼窗内闪过一张警惕的面孔，那面孔很快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个男性中年白人厉声问我们干什么。妹妹女儿忙告诉他，我们在找2025号。他听了表情放松下来，但一言不发，转身回了楼里。见路上行人稀少，加之天色将晚，又被扫了兴，我们便打道回府了。回去路上揣测，也许那2020就是2025？隔日，又觉凭空猜想不妥，在微信朋友圈发图并配了如下留言：

      “张爱玲供职的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据说当年就在紧邻城铁站的Shattuck 街2168号3层，也有人说是2168号旁边那栋“巧克力色”高楼。她当时住在不远处的Durant街2025号307室，那天误把2020号当成2025，因为跟照片上2025长得一样，下次找到再发。”

图九：妹妹女儿在2020号楼前一脸茫然。

      两天后，不死心，再次探访张爱玲公寓。这回妹妹驾车载我们前去，google再次输入Durant2025，汽车拐进上次去过的那条不很宽阔的僻静街道，导航又把我们带到2020楼前。我们沿街往回走，盯看路边一幢幢房子，希望门牌出现2025的字样。走了几处，不见踪影，便兵分两路，妹妹、妻子继续前行，我返回2020，看看道路的另一头是否会有2025。就在我走到2020楼前时，一位非裔妇女从楼里出来，她身量不高，人略胖，动作麻利地伸手打开楼门旁信箱，往里面放信，原来是楼里的管理员。我忙上前寻问：

    “请问2025号在哪儿？”

    “不知道！”说时她看都没看我。

    失望的我正要转身离开，她忽然想起什么，手指公寓里面，扭脸对我说：

    “2025在那边。”

    话音刚落，她便打开楼门，示意我进去。我连声“谢谢”，赶忙进到里面。放我入内，她也不多话，径直钻进办公室里，把我一人留在门厅，随意游荡。

      竟能进到公寓里边，真让我喜出望外，忙定睛打量楼内情景。楼里非常整洁安静，一条楼道向前延伸，空空荡荡，没有人影。我蹑足前行，左侧是一间间公寓房门，右侧是栏杆，栏杆外面是庭院，院中有个不大的游泳池，池水碧蓝。

图十：左侧是一间间公寓房门，右侧是栏杆。

图十一：栏杆外面是庭院，院中有个不大的游泳池，池水碧蓝。

     走在尽头，是个跟2020完全一样的门厅。门厅不大，两侧墙边摆着几盆绿植，一幅绿意盎然的风景画几乎占据了一侧墙壁。

图十二：Durant2025的门厅。

    急于确认门牌，我没多做停留，立刻推门出来，快步到楼前察看墙上门牌——正是“2025”！号码上方的公寓名称也是“Berkeley Park”（伯克利公园）。

图十三：正是“2025”！门牌号码上方的公寓名称也是“Berkeley Park”。

      此时，妹妹、妻子也从两条大街之间的小路找到2025门前。听说我曾进了公寓，都觉机会难得，张迷妻子更是羡慕不已。

     我又拾级回到门前，见门旁有两组黄色金属信箱嵌在黑色大理石框里，一组三纵六横，张爱玲当年住在307号，标着“307”的邮箱在右边一组，第一横排最右侧。她应该在这个邮箱取过宋淇、夏志清、庄信正等人来信。

图十四：门旁有两组黄色金属信箱嵌在黑色大理石框里。

    

     这座公寓距张爱玲居住已过去约半个世纪，虽然有点老旧，但维护得非常好，乍看之下没有年代久远的感觉。它大概是个“工”字形建筑，上下两横分别是2020与2025两栋外形一样的楼房，一竖则是连接2020与2025的楼道，我便是从那一竖由2020走到2025。

     事后到外面街头确认，此街确是Durant。

图十五：Durant街路牌。

     而2020那条叫Bancroft，大概是根据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家班克罗夫特（1800—1891）命名的。

图十六：Bancroft街路牌。

     2020,2025，其实两个门牌的街道名称完全不同，难怪那位管理员先说不知道。

查看自己拍摄的Bancroft2020楼前照片，一丛绿叶遮挡了门牌号码2020旁边的街名Bancroft，难怪我们没能及早发现街名不同。

     Bancroft2020、Durant2025，两个楼门都可以进入Berkeley Park，虽然张爱玲可以从两个楼门自由出入，但通邮只能使用她住宅的门牌号码：Durant2025。根据她的信封地址寻找，被google导航到位于Durant2025另一侧的Bancroft2020，显然google地图错了或说不准确。

      这处房子是庄信正帮忙找的，他在《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中对此说得更为清楚。赴伯克利之前，张爱玲1969年6月7日从波士顿致信庄信正，请他帮忙找房子，庄信正在这封信后注释道：“张爱玲的住处必须离办公室近，因为她不开车，而这大学城没有公共交通工具。最后我找到两处，等她到达后自己选择。一处在与 Shattuck Avenue交叉的另一条大马路 University Avenue旁一小街上，对面就有超市，离办公室也不远，但房子旧，四周较杂乱。另一处在 Durant Avenue，清净的住宅区，距硏究中心只隔两条街，一房一厅(她所谓的‘两间’)，房租贵得多。顾孟余先生夫妇住在同一栋房子(但不同楼层)，鉴于顾先生早期与汪精卫同事过，曾被视为汪系，而胡兰成于汪叛国后在伪政府做过高官，我怕有不方便处，向她提起。她说不要紧，她很少出门，难得会遇见，何况彼此素味平生。于是选了这里，住三楼。顾先生原由陈世骧先生聘为他主持的研究项目的顾问。我开始工作时办公室在二楼，一大间，用木板屏风隔成两间，进门左边那间又有一书架，也等于把内外分开，里面靠窗放我的办公桌，亦即济安师生前所用者。右边较大的那间属于顾先生，他已很少去上班。不久我搬到三楼，顾先生形同退休，不用办公室了。顾先生夫妇和张爱玲一样深居简出，巧遇的机会绝无仅有。（顾先生夫妇至终移居台湾，七O年代相继辞世。）”（《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第42页，新星出版社2012）

      原来民国高官顾孟余也曾寄居这幢灰色楼房里。顾曾是汪系二号人物，但当汪精卫潜逃河内，宣布与日本合作，时在香港的顾孟余闻迅，立刻声明与汪断绝关系，虽不满蒋介石，仍速返他不情愿去的重庆，在大节大义上还是清楚的。那主动投靠汪伪政权的胡兰成，跟顾孟余不能同日而语。顾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在北京大学当过教授、经济系主任和教务长，还做过外交部总长、铁道部长及中宣部长。做外交总长时在北京黑芝麻胡同置下一所大宅，那宅东西四路，南北五进，横跨两个街区，如今是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而今非昔比，漂泊异邦的顾孟余只能蜷缩在租来的小小公寓房间里。此时他已年逾八旬，生理和安全的需求迫使他放弃尊严，在张爱玲到伯克利不久便归顺蒋公，去了台湾，三年后年客死宝岛，享年85岁。顾在台湾常向人提起他在北京的大房子，心心念念，可今生再无缘回去。

     此时同在Durant2025居住的张爱玲与顾孟余不同，她还年轻，还有憧憬，况且又没有退居他处的资本，她必须留在异邦土地上奋斗一番，别无选择。然而，此后发生的事情恐怕是她始料未及的，怀着憧憬来到伯克利，仅仅过去两年，就突遭打击，黯然离去。

     环顾Durant，街上是些不很高大的楼房，朴素淡雅，带着些许年代的沧桑，房子一律维护得很好，有些新涂了墙漆，看上去仿佛新的。街边高树枝叶纷披，色彩斑斓，下面停放着各式小车，路面有点老旧，个别地方略有破损……午后的暖阳洒向一侧街头，向阳的大树、房子、车子格外鲜亮，不觉让人想到昔日的繁荣景象。

     

图十七：Durant街景。

      Durant2025，深棕色的楼门紧闭着，楼门两侧是玻璃墙，可以看见公寓内部。

图十八：楼门两侧是玻璃墙，可以看见公寓内部。

     张爱玲说过：“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

此时公寓更是张爱玲逃世的避难所，她不愿旁人涉足其中，哪怕是熟人朋友，也难入闺房半步。学者水晶是张爱玲的忘年交，“前往张爱玲在柏克莱的公寓拜访，张爱玲坚持不开门，后来几次打电话，张都不接，最后允诺会给他写张字条，而字条，也终于没有来。”（余娟《柏克莱的张爱玲》，《中时电子报•读者杂志》 2013.6.3））

      不过陈世骧的骤然辞世，为水晶叩开张门创造了可能：“爱玲知道自己即将失业之后，不多天陈世骧也过世了。她受到了双重打击，六月的日子也就特别难以忍受一一于是她想起了名作家张迷水晶，去年九月开始他就写信、打电话求见了。六月三日她写给他的信，二人一夜谈的记录皆见《蝉》及其续篇”。这番话是夏志清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150页）中，写在张爱玲信后的说明。而张爱玲自己在信中对夏志清如是说：“吊丧回来……健康很受影响。预备找水晶来，因为久病耽搁，好的时候又忙，到现在他快走了，只好前几天找他来，一看见我非常 shocked（注：惊愕）。”（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146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张此时同意与水晶见面，实在是遭受双重打击后心情太压抑，需要与人交流排遣，于是水晶获准进入Durant2025楼中307室：

     “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她起身拉开白纱幔，参天的法国梧桐，在路灯下，便随着扶摇的新绿，耀眼而来。”

     “张女士的起居室内，有餐桌和椅子，还有像是照相用的‘强光’灯泡，惟独缺少一张书桌，这对于一个以笔墨闻世的作家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书桌？她回说这样方便些，有了书桌，反而显得过分正式，写不出东西来！我想起自己见识过的留美学人或者作家的书房，千篇一律一张四四方方大书桌，四围矗立着高高低低的书架，堆满了书，中、西文并列。只有张女士的书房例外，看不到书架和书桌。不过，她仍然有一张上海人所谓‘夜壶箱’、西洋称之为night talbe的小桌子，立在床头。她便在这张夜壶箱上，题写那本她赠送给我的英文书《怨女》。”

     “从她的三层楼公寓辞别出来，已经凌晨2时半了。这次会面，足足谈了7小时。然而仍有很多话，觉得没有说出来。是她说的，像这样的谈话，十年大概只能一次！又说朋友间会面，有时终身只得一次。那么，我应当感到十分满意了。走向清空明亮的柏克莱街头，手里捧着她亲笔题赠的《怨女》英文本和0.5香水，刹时间，它们幻化成为珍贵的历史性的‘南朝金粉’和‘北地胭脂’。

（注：“南朝金粉”“北地胭脂”形容南北女性，张爱玲曾将这两句的英文，印在自己的英文版小说《北地胭脂》书封上）”（水晶《蝉——夜访张爱玲》，转自豆瓣）

      而水晶之前，仅有一位张爱玲熟识的人曾入公寓——她就是陈少聪：“听说她病了。我打了电话去问候，并问她需不需要我为她买什么药物之类。……她自然婉拒了。后来我还是不放心，径自照她所说的症状到中药房配了几副草药，送去她的公寓。我揿了下门铃，心里知道她不会来开门，我把药包留在门外地下就离开了。”（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身而过》）她没试“程门立雪”，只识趣地“张门留药”，可连个人影都没见着，更别妄想登堂入室了。而张爱玲的感谢方式也非常张爱玲：

      “几天后，张回来上班了。我们中间的门仍掩着。在书桌上我发现了一张写着‘谢谢’的小字条，压在一小瓶Channel#5香水的下面。我只好叹息了。真是咫尺天涯啊！我深深感受到沉重的无奈与悲凉。一半为她，一半为我自己，我感到一丝泫然。” （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身而过》）

     陈少聪也由此悟出张爱玲的个性：

     “我终于彻底醒悟张先生是个彻底与俗世隔绝之人。一幅荒漠的意象在我心底浮现出来：在一片空芜广袤的荒漠上，天荒地老，杳无人迹，所见仅仅是地平线尽头一轮明月，孤零零冷清清地兀自照着，荒漠上只见张踽踽独行的背影。私底下我曾一再渴望她偶尔回眸，发现有一双真挚忠诚的目光正追随着她。这当然是我一厢情愿之想，其实张先生早已拂袖奔月去了。 ”（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身而过》）

       离开前，我来到街的对面，仔细端详“Berkeley Park”的全貌。

     恍惚看见2025楼门开启，一位瘦高东方女性走了出来，“穿着一袭银灰色带暗花的丝质旗袍”（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身而过》），她沿街快步走去，渐行渐远。

     那日人类登月。

     过不多时，陈世骧在伯克利城里另一条街上遇到她：

      “一九六九年航天员登陆月球那一天，陈教授夫妇开车经过城西的San Pablo大街，凑巧撞见张先生站在路边，正仰头瞇眼张望电线杆上的招贴，手里提着一个大纸盒。陈先生连忙煞车，问她在找什么，她说在找公共汽车站。她近视得厉害，竟把电线杆当成站牌了。在送她回家的路上，陈先生才弄明白，原来张今天特别赶去买电视机，准备观看今晚登陆月球的实况转播。陈先生事后对我们说：‘可见张先生对世界大事还是挺感兴趣的，我们大家本来还以为她完全不食人间烟火呢？’”（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身而过》）

      楼前一大丛红花在阳光下热烈燃烧，想起“她直觉地知道它是红得不能再红了，红得不可收拾，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窝在参天大树上，壁栗剥落燃烧着，一路烧过去；把那紫蓝的天也薰红了。”（张爱玲《倾城之恋》）

图十九：楼前一大丛红花在阳光下热烈燃烧。

     回去当晚，在朋友圈再次发图留言道：

    “……楼前绿树婆娑，红花灿然，寂寥街头，仅一异邦游客，于加州热辣秋阳下驻足观望……”

图二十：Durant2025楼前。

                2020年8月28日写讫